全面深化改革到了“啃硬骨头”的阶段，干部更应实干。懒政和不作为，不仅贻误发展机会，让改革在基层末梢遭遇“下沉难”，更消磨民心，让群众生活水平迟迟得不到改善，对冲获得感。
细究原因，“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背后，其实就是“不会为不愿为不敢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概括的，“‘为官不为’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能力不足而‘不能为’，二是动力不足而‘不想为’，三是担当不足而‘不敢为’。”
在这方面，李朝兴和旬阳县国土局原领导班子，都是典型。李朝兴身居正厅，还是学者型官员，却愣是用“下属4次请示未批复”的不作为，为自己的为官履历留下了污点；而旬阳县国土局原领导班子忙于“内斗”，疏于履责，互相推诿不担当，集体被免职，丝毫不冤。
为官不为，本质上也是种腐败。李克强总理就曾表示：“有‘勤’无‘廉’，政失之于公，有‘廉’无‘勤’，政失之于慵。‘廉’和‘勤’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做不到‘廉’是腐败，做不到‘勤’也是变相腐败。”这类变相腐败，是对党和人民的不负责任，也是腐骨蚀心的慢性恶疾，会侵害政治肌体。
也正是意识到了不作为之弊，中央祭出了“连环扣”：从颁布实施《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树立“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向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问题亮剑，都在惩懒治庸上不断加码。
中央动真碰硬，各地也摁下了狠抓落实的改革键。既是改革，就不是摆姿势划空拳，就必须拿出“紧箍咒”“问责鞭”，向不作为宣战。有的地方延伸了监督触角，像浙江在全国率先推出涉及全省范围的“最多跑一次”改革，让懒官无法偷懒；有的地方将不作为纳入了执纪监督的规制视角中，对庸官果断采取转岗、免职、降职、辞退等处理措施；还有的地方则采取“召回”措施，对其回炉锻造。
以高压反腐的态势去治“为官不为”，这囊括了两层意思：一是要明确责任清单，并继续完善政绩评价体系和选任机制；二是要以眼里不揉沙子的认真劲儿，遇到不作为必究，让不作为者没有“位”——哪怕其级别较高，哪怕是“塌方”式的集体不作为。
发展需实干，而非庸官；改革需见真效，岂能“画饼”。为官避事，不只是“平生耻”，也是对改革与发展的阻梗。基于此，必须把行政效能改革跟反腐结合起来，对为官不为祭出重拳与猛药，让发展在惩懒治庸中不被贻误，让改革在效能提升中抓铁有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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