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了22年篮球的31岁姚明，离开浴血奋战9年的NBA火箭队，宣布正式退役。
接受采访，谈到未来，姚明说，虽然在打NBA期间，自己荣获多个“博士”和“硕士”头衔，但这些都是经不起敲打的“荣誉”，不是真才实学。退役后，他要完成和父母的一个约定：重返校园，读完大学，兑现承诺。
由于训练的特殊性，职业运动员几乎无缘高考和大学。但退役后，他们能享受免试上大学的机会——这是国家对他们的优待和补偿。邓亚萍、刘翔、郭晶晶退役后都曾重返校园。
彼时，姚明虽然不再是NBA的大明星，但已收购了上海男篮，是上海大鲨鱼篮球俱乐部的老板。
一个名利双收又战功赫赫的名人，真能回到校园安心学习吗？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
人们不是不相信小巨人，人们只是无法相信一个看过世界的人，还能坐在教室里看书。
姚明选择的是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读的是计算机与金融专业：他喜欢玩网游，又开始当老板，选择这个专业并不令人称奇。
令人称奇的，是他重返大学后的表现。
为叙述方便，只讲三件小事：
第一件：
2011年11月，姚明正式开始本科学习。一跨入校园，这位国际巨星就成了热门话题，很多老师同学激动地围上前来，索要签名，要求合影。
球员时代，对球迷一向温和的姚明，成为学生姚明后，坚定地选择了“NO”：
“对不起，我是来上课的。”
渐渐地，就再也没有人提这样的要求了。而总是主动坐到教室最后一排淡定听课的姚明，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
他真是来听课的学生，而不是来刷存在感的明星。
第二件：
姚明的老师同学证实，同学姚明有“三不”：不迟到，不早退，不怕被老师当靶子。
老师讲到某些历史名人时，爱以姚明为例进行调侃：“不要以为那些名人很遥远，其实名人也是普通人，也许你们中有人将来也能成就一番事业。不对，你们中已经有人成为历史名人了，他就坐在最后一排……”
每当这时，姚明就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完全不把自己当回事儿，有时还就此和老师同学探讨，从另外一种视角谈谈自己的见解。
第三件：
因为其他事务，姚明也会缺课，请老师补课后，他常表达这样的歉意：“我基础不太好，麻烦老师多讲几次。”
为谢恩，他主动承担起擦黑板的活儿，还总在最后一节课结束时，走到讲台前向老师致谢告别。
姚明的谦虚和风度，也拉来不少“仇恨”：“他太谦虚了，搞得其他同学也必须有教养。”
姚明的同学郏星星感慨：
真正成大事的人，都把自己放得很低，所以别人才把他看得很高。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这是姚明教会我们的。
2018年7月，送走多届同班同学，历时7年学习，姚明终于修完了本科。在交大的毕业典礼上，他作为本科生代表发了言。
其中两段发言，关乎过程和结果、学历和价值，值得摘录出来：
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你们要求我在17岁踏入CBA职业赛场前做出承诺，一定要在运动员生涯结束后回到学校读完大学。
如果没有这个像封印一样的承诺，在校读书的几年中我不止一次想到过退出，特别是在上高数课的时候。
而通过这一历程，我也更加相信，学习的过程比结果还要重要。
我们身上所穿的学士服所代表的，不仅仅是知识和学问，还是更高的价值和标准。
7年才修完本科的姚明，上了新闻后，收到满屏的肯定和祝福：
一个谦卑赤忱的人，哪怕他晚毕业了三年，依旧金光闪闪。因为，他自己就是纯金。
陈寅恪先生说：
“不求学位，只求学问。”
这句话，被写下“书到用时方恨少，肉到肥时方恨多”的金庸老爷子，奉为座右铭。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2005年，写下皇皇武侠巨著的金庸先生，被剑桥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位。他自认受之有愧，毅然来到剑桥，以81岁的高龄重返校园，以求学识不负头衔。
但要读博，先读硕。金庸就从硕士开始读起，从81岁一直读到86岁，最终获得名副其实的剑桥博士学位。
去年，老爷子以94岁高龄告别江湖。但在《侠客行》中，他曾这样写道：
“天地四方为江湖，世人聪明反糊涂。名利场上风浪起，赢到头来却是输。”
这首诗，意味深长又妥帖无比地概括了吵翻天的这件事：翟天临学历事件。
一个演员，在演好戏的同时，多读书，考博士，做博士后，这本是令人敬佩的修为。
前提是，他明白：
演员可以演戏，但演不了生活。群众喜欢看戏，也看得出真假。
要不是学历事件，很多人并不认识翟天临，哪怕他刚刚在春晚小品中扮演了一个打假警察。
这两天，伴随官媒自媒的轮番讨伐，“学霸演员”翟天临的人设，开始一点点坍塌：
本该脱产读博期间拍了13部戏，博士已毕业却没有公开发表的论文，能检索到的论文涉嫌整段整段抄袭他人……
北电和北大相继发声，指责翟天临学术不端，成立调查组介入调查，“颜值好，演技好，有前途”的流量小生，本想靠“高学历”打开更好前途，不料却因此摔了个大跟头。
其实，广大网友反感的，不是明星获得高学历，而是明星和权贵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高学历后，又通过高学历的包装赚取更高权位和更多人民币。
人民群众质疑的，也不是名校不能录取明星，而是名校亵渎学术严谨和学风良知，暗箱操作买卖学历这块肥地，把象征“大师，大学和大道”的高校搞得乌烟瘴气。
就在今天上午，在大学教书的老同学，给我发来一篇《论文没写完，不敢给导师拜年》的网文。
文中讲，一位读博的研究生，因没有写好论文，吓得很长时间不敢和导师联系，就连过年都不敢给导师拜年了。
导师只好给他写了一封信，坦言自己当年读博时也是如此，因为“没有哪个博士是可以从容毕业的”。
其实，给我发这文的老同学，3年前，生下龙凤胎儿女后，也考取了西北一重点大学的博士。
写论文的那些日子，从确立题目、收集资料、开题报告、预答辩、外审、答辩，每一步每一关，她都字斟句酌也焦头烂额。
单位催着早毕业早回来教书，家中有幼子和老人要照顾，她身在异乡苦读求学，各种焦虑各种心酸，不足为外人道也。
“尽管如此，也不愿糊弄。”她说，身为师者，她不是混个文凭，而是要学到真知，再传授给学生。
最后，历经“”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她，顺利博士毕业，回到家人和学生身边，兢兢业业，朴朴素素。
而我，之所以写她，是因为我觉得，翟天临事件背后，有着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更深的问题：
翟天临不值得同情，但仅仅惩戒一个翟天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如果论文可以随便抄袭，学历可以买卖成风，当大学只看中身价和流量、金钱和买卖，这个社会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那些坐冷板凳苦学钻研的人，那些不买文凭却有真才实学的人，那些不愿买卖学位只愿传道授业解惑的人，那些不愿见风使舵却朴厚善良的人，恰是一个时代的脊梁，一个民族的希望。
所以，我希望，明星大佬们，能稳当一些，向姚明同学看齐。
而这个社会和我们国家，也能务实一些，给我同学那样的人，多点爱护，多些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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