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但是社会诚信问题也日益突出。当今的中国正面临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人们常常被教导“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就是社会信任危机的具体体现。这种信任危机已经严重危及经济和社会的运行基础，损耗了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精、气、神”。
在当今社会，利用社会力量实施社会共治，强化社会监督，进而促进个人自律，是构建社会信任的基础。社会信任的建立要依靠相应的机制。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这种机制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信息机制，二是信用机制。
一方面，信息机制是最基础的方法。通过对企业信息公示的要求，可以让市场主体有更多的机会得到交易对手的信息，并据此作出更加理性的经济决策。因此，以信息公示为基础的信息机制是社会信任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信用机制是最核心的内容。基于信用机制，人人都是社会交往的参与者，人人都是诚信的监督者，失信者被社会所抛弃。失信成本过高，直接影响人们对交易对手的判断，使得市场主体必须审慎考虑自己的行为。因此，守信受到激励，失信遭致摒弃，这是构建有效的社会控制体系的重要基础。
在商事制度改革过程中，我国提出要构建以信息归集共享为基础、以信息公示为手段、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监管制度。这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现代化监管体系而提出的监管思路和监管架构。毫无疑问，构建新型市场监管体制的基础是信息和信用监管。在当前商事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市场准入门槛不断降低，以注册资本作为企业信用重要判断标准的传统思维已经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市场主体需要借助充分的信息公示和有效的信用约束来从事交易活动。
然而，信用秩序又不能单独依靠市场而自发产生信用秩序，需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
这次《实施方案》的出台，以信息和信用为基础构建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集中体现了市场监管的社会共治性。《实施方案》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核心内容是有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