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信用中国行为法学会会长江必新在开幕致辞中指出，信用建设和企业治理相辅相成，完善的企业治理结构是企业信用建设的制度前提，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是企业信用建设的制度关键，完善的市场准入、退出法律制度是企业信用建设的制度保障。作为一项社会综合工程，企业信用建设离不开法治环境的塑造与配合。建立信用法治社会，首先要制定《社会信用法》，形成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使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能够在全社会得到有效的传递，形成全社会对失信者进行制约的机制。社会信用立法涉及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等领域的制度设计，包括如何通过立法规范信用信息的共享和使用以及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实现信用信息的公开与隐私保护等问题。建设真正的信用法治社会，不仅需要制定《社会信用法》，还需要全面修改配套法律规则和制度，包括民商事法律、行政法、刑法、程序法等相关法律制度，尤其要注重对《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等商事制度的配套制定和修改，从而构建全方位的违法失信法律责任体系，加强对违法失信行为的法律规制，推进诚信文化建设和行业信用建设，提高全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
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甘藏春认为，企业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离不开企业治理。企业治理具有丰富的内涵，不仅包括企业自身的管理，还涉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仅包括国内的经济法律问题，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还要处理好国际法律风险;不仅包括调整实体经济的法律制度，更需要关注金融领域的运行与监管变革。当前我国的企业制度建设正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信用约束和激励机制正在不断加强，联合奖惩机制基本形成，但是信用监管领域的很多基本问题还亟须系统研究。在信用建设的过程中，既要落实“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又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以真正提高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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