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会大幅增加行政机关的任务。由政府机关来确定哪些行为失信，必然需要额外进行制度建设。比如，教育科研领域信用体系建设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探索建立完善教育和科研机构、教师、学生、科研人员的信用评价制度；将信用评价与考试招生、学籍管理、学历学位授予、科研项目立项、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岗位聘用、评选表彰等挂钩。这是一项极为复杂、投入巨大、产出很难预期的任务。这样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原来的本职工作本来就没有做好，新增加任务以后，工作会更做不好。
第三会混淆信用机制和执法机制的边界。执法属于硬约束，所谓硬约束就是一定要有法律授权，要有程序有机制，而且要赋予相对人可救济的机制，提供可预期性。以惩戒为中心的信用惩戒，以失信之名，有些情况是实行了行政处罚之实，甚至后果远超行政执法，但是又避免了执法监督的救济机制。所以对于当事人来说，他们并不知道哪些行为属于失信，失信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也不知道会不会被执行。这些都不利于权利保护，也是违反处罚法定这些基本原则的，就会对市场主体产生不确定性。奖励方面，政府对守信行为进行奖励是不是符合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比如我们现在办行政许可，甚至可以容缺受理，从法律角度这是非常值得商榷的措施，如果容缺受理侵犯了第三人的权利，怎么承担责任，这都有一些问题。
第四会抑制自发机制的生成。由政府来判定失信行为，政府决定联合惩戒，那么这种信用体系建设的模式，与基于社会分享的信用体系建设模式的焦点是模糊、错位的。它间接就要抑制社会信用体系的生成，导致社会和市场共治机制的延后发育，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
政府联合惩戒机制当然不是不重要，但那属于执法协作与执法信息共享层面的问题，需要在法治框架下设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下一步的方向，我的建议是聚焦重点，做好该做的事，尽量少做或者不做不该做的事。